中顾集团官方网站

集团热线(中顾总机:400-000-6111)
中顾集团产品矩阵  
  • 中顾法律网
    中顾法律网
  • 中国品牌大律师
    中国品牌大律师
  • 中顾总机
    中顾总机
  • 尚市邦
    尚市邦
  • 法内网
    法内网
  • LTT商学院
    LTT商学院
  • 中顾合伙人
    中顾合伙人

新闻中心

RSS

行业资讯

最高院公布: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更新日期:2018-01-10 17:49:00    来源: 中顾集团    访问量:

盘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及解析,供大家交流学习使用。

本文来源:审判实务

\

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此次入选的十个刑事案件均为人民法院报2017年所报道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公众关注度高、案情疑难复杂、审理难度大,或是审判结果具有重大突破或借鉴作用的刑事案件。

这十大案件分别为:于欢故意伤害案、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案、赵春华涉枪案、卢荣新无罪释放案、任润厚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违法所得申请案、“e租宝”非法集资案、山东非法疫苗案、组织刷单入刑第一案、彭宇华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 

1.于欢故意伤害案

因欠高利贷未如约还款,于欢和母亲苏银霞遭遇十余人登门催债,于欢持尖刀捅刺,最终致杜志浩等人一死三伤。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法院二审宣判,认定于欢防卫过当,以故意伤害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维持原判附带民事部分。

专家点评

卢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于欢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二审改判五年有期徒刑,量刑上的巨大反差缘于是否认定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事实认定是否符合案件的客观真相,直接决定了量刑是否符合实体公正。就司法逻辑而言,事实认定是第一位的,法律适用是第二位的;但就法律价值的实现而论,法律适用更为重要。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对于防卫过当规定了“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两个选项,综合而论,对于欢免除处罚显然与其防卫过当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犯罪行为不相适应,而减轻处罚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减轻处罚的框架内,二审量刑着重考虑了对于欢有利的情节,如其归案后如实供述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以及在案发前因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的酌情从轻处罚情节,最终确定的刑期是五年有期徒刑,在三年到十年的刑档内,依然是一个中位线以下的水平,这一量刑充分体现了法院的宽宥情怀。二审判决很好地坚持了法律平等和司法中立原则,充分兼顾了对被害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审判机关依法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树立了新的标杆和典范。

2.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

被告人陈文辉以发放贫困学生助学金为名,诈骗山东临沂市学生徐玉玉9900元钱。徐玉玉报警后回家途中身体不适,抢救无效身亡。临沂中院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对诈骗团伙七被告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山东高院二审裁定驳回陈文辉等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电信网络技术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个人信息随时陷于暴露风险之中,由此滋生了几乎人人都不堪其扰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类行为危害很大:首先,其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社会和谐稳定;其次,这类犯罪占用有限的电信网络资源提供大量垃圾信息和有害信息,严重干扰了国家的电信网络管理秩序;最后,这类犯罪诱使那些善良、社会经验不足或对新的电信网络技术发展缺乏了解的人上当受骗,严重败坏了社会诚信,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屡屡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使得多少个人和家庭陷于悲惨境地,也折射出个人信息在当下泄露严重、相关安全保护措施缺乏、对违法犯罪行为制裁乏力的窘境。本案多个犯罪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相互配合,虚构事实,拨打电话骗取他人钱款,在很长时期内多次实施犯罪,并造成被害人徐玉玉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大。此外,考虑到有的被告人还实施了以非法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故人民法院对其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诈骗罪并罚。本案的判决,对于人民法院今后审理电信网络诈骗如何认定犯罪情节、依法严厉惩处类似犯罪具有借鉴意义。

3.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案

王力军未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擅自收购玉米卖给粮油公司,非法获利6000元。一审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最高法院指令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中级法院再审。2017年2月17日,巴彦淖尔中院再审认定王力军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依法撤销原判,改判其无罪。

专家点评

卢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律体系本身的稳定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之间是一对矛盾,而这种静和动的矛盾在当今中国表现得尤其激烈。这给我们的司法带来一大难题,即常常面临法律、政策冲突而无所适从。其中更加考验司法者水平和能力的是,一些法律规定显然已经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而成为发展的桎梏,或者即将被新的法律规定取代,这时又当如何作为?是恪守形式正义的立场,还是秉持实质正义的立场?“当规则违背正义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以致事实上成为‘非法的法律’时,它必须向正义作出让步。”如何实践“拉德布鲁赫定律”,是当今中国司法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新旧法交替之际,可采取消极与积极的二元策略区别对待:若禁止性法律规定(不利于被告人)已然落伍,行将失效,司法以消极对待为宜(刑法谦抑);若授权性法律规定(有利于被告人)尚未生效,司法不妨采审慎积极的态度。最高法院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第四项“兜底条款”的适用从严掌握,对于本案的指令再审,以及再审法院的无罪判决,均可认为是这种消极策略的体现,而由此换来的将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为此要求我们的司法者不仅要通晓法律,更要认识法律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准确适用法律,避免逆水行舟或刻舟求剑的错误。

4.赵春华涉枪案

赵春华摆射击摊营利时被公安查获,当场收缴的9支枪形物,经鉴定6支为能正常发射、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一审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赵春华上诉。2017年1月26日,天津一中院二审综合考量各方因素,对其量刑依法改判,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专家点评

卢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的最终判决认定其有罪,同时酌情从宽判处缓刑,不仅符合我国刑法规定和枪支管理政策,也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实现了法理与情理的平衡,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加深对国家严格控枪政策的了解,增进公众对枪支属性和涉枪犯罪危害性的认识,进一步普及了涉枪犯罪的刑法知识。由本案也引发了在追求良法善治的新时代如何通过更为科学精准的立法、司法更好地实现严格控枪政策的讨论。综合各国经验和我国国情,在枪支分类(区分军用枪支和非军用枪支,或区分枪支杀伤力)基础上的犯罪分层(区分重罪、轻罪和微罪)应该是未来立法努力的方向,而破除“涉枪犯罪一律是重罪因而应予重罚”的传统观念则是司法改进的当务之急。

5.卢荣新无罪释放案

卢荣新被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云南高院裁定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再次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卢荣新仍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1月6日,云南高院二审认为,一审据以定案的证据取证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排除,宣判卢荣新无罪。卢被当庭释放。

专家点评

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卢荣新无罪释放案是近年来纠正的又一起典型的冤假错案,这也是一起由二审法院直接改判无罪的上诉案件。与其他冤错案件类似,该案同样肇因于办案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而先前的审查起诉与审判亦未就本案证据问题作出实质性分析与认定,未能起到诉讼机制应有的作用。有效防止错案出现,其关键在于提高审判的实质化程度,使审判能够真正成为“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为实现上述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全面启动。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庭审实质化重点内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2017年6月“两高三部”公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切实防范冤假错案的产生。

每一起冤假错案的纠正,就是一次司法公正的彰显。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庭审实质化建设的不断加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一定会得到实现。

6.任润厚受贿贪污财产来源不明违法所得申请案

2017年7月25日,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没收山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任润厚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违法所得申请一案公开宣判,裁定没收犯罪嫌疑人任润厚违法所得人民币1295.562708万元、港币42.975768万元、美元104.294699万元、欧元21.320057万元、加元1万元及孳息,以及物品135件,上缴国库。

专家点评

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有目共睹。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司法审判也应在打击腐败犯罪中发挥作用。由于我国并未规定缺席审判制度,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一些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无法到案时,诉讼程序就无法进行,使得此类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及用于犯罪的财产无法追缴,既不利于打击腐败犯罪,也不利于维护国家与被害人的利益。为解决上述问题,有效震慑犯罪分子,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而任润厚案也是首个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大老虎”案。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对潜在的腐败分子具有强烈警示意义,不仅体现了司法机关在反腐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也彰显了中央打击腐败犯罪的决心。

反腐“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2017年,人民法院审理了王珉受贿贪污玩忽职守案、“红通1号”杨秀珠贪污受贿案等一系列腐败案件,通过审判机关依法公正的审理,有效打击腐败犯罪、维护国家利益,为反腐败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7.“e 租宝”非法集资案

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不具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资质的前提下,通过“e租宝”“芝麻金融”两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向社会公众非法吸纳巨额资金。北京一中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金属罪等判处二被告单位罚金人民币18.03亿元和1亿元;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分别判处丁宁等26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及罚金。北京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e租宝案是我国有史以来金融领域涉案金额最高的非法集资案。近年来,各种类似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包括e租宝、大大集团、中晋系、泛亚以及日前爆出涉嫌非法集资的“钱宝”等,这些非法集资平台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范围极广,其以互联网金融创新、虚拟货币投资、网络借贷等为幌子,大面积高频率地进行所谓投资宣传,吸引了大量不明真相群众与投机客的参与。这种并无真实投资项目的“庞氏骗局”,既侵犯了投资者的合法财产权益,也严重影响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在网络时代,涉及互联网的金融诈骗案隐蔽性强、危害性大,加大了公安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以及司法处理的难度。正是由于上述特点,使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就要求公安、工商以及相关行政单位与金融行业国有企事业单位通力协作,对集资等金融行为进行重点监管与监督,从源头防止违法犯罪的行为。同时,司法机关也应做好涉及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研究工作,明确法律适用的重点与难点,保证司法公正,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与公民的合法权利。

8.山东非法疫苗案

尚在缓刑中的被告人庞红卫,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不具备经营条件的情况下,再次非法经营疫苗等药品,向国内多地销售;被告人孙琪在明知的情况下参与销售。济南中院以非法经营罪,对庞红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孙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没收个人财产743万元。山东高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食品药品安全事关民生福祉。有效惩处食品药品领域的犯罪,为民生提供司法保障,把人命关天的案子办好,是司法机关的职责使命之所在。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庞红卫犯非法经营罪,并对其顶格判刑(非法经营罪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十五年),与其前罪刑罚有期徒刑六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表明了司法机关严惩此类犯罪的坚强决心,对于遏制此类犯罪的滋生有标本意义。本案被告人的犯罪时间跨度长、非法获利额巨大、非法疫苗流向区域广,令人触目惊心,这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依据行政法律法规和行政管控措施来加强对疫苗等药品的采购、销售途径和保管措施的监管,需要有关药品监管机构认真反思。刑法是惩罚犯罪的最后手段,其“登场”总有滞后性,完全指望通过刑法来指引、规范社会生活是不现实的,建构犯罪的事前预防措施极其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所说的“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句话永远都不会过时。

9.组织刷单入刑第一案

李某建立刷单炒信平台,吸纳淘宝卖家注册账户成为会员,组织会员通过该平台发布或接受刷单炒信任务,提升会员淘宝店铺的销量和信誉,欺骗淘宝买家。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五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92万元。

专家点评

卢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刷单,就是在网上进行虚假交易并给予虚假好评,进而提升店铺的销量和信誉,误导和欺骗买家。此行为不仅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国务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也触犯了刑法的相关规定。最高法、最高检有关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非法经营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达到相应数额标准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组织刷单入刑第一案的意义在于告诫人们,尽管网络扩展了人们的活动边界,但网络不是法外空间,网络空间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这对于倡导诚实守信、健康文明的网络行为,推进网络空间的依法治理,意义重大。另外,根据2018年1月1日生效的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刷单炒信即虚假交易,属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了两档的行政处罚,而该法第三十一条又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就产生了一个行刑衔接的问题,特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情节严重”与刑法规定的衔接问题。

 10.彭宇华、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

彭宇华拉拢李明哲等数十名境内外人员,成立了旨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组织“梅花公司”。还组织成员插手、炒作国内热点事件,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湖南岳阳中院一审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专家点评

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毋庸置疑的基本常识是: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果受到无底限的冲击和挑战,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老百姓生活的安稳平和必定无从谈起,因此,没有一个国家的刑法会对危害国家安全、政权安全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危害国家安全罪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刑法分则中都是绝对优先地加以规定的。对此,我国刑法也不例外,从事颠覆我国国家政权活动的,理当受到我国法律追究。同时,我国刑法规定了属地管辖原则,即犯罪行为发生在中国领域内的,我国司法机关就有管辖权,不管行为人是中国大陆公民,还是港澳台同胞,任何人在我国刑法面前都没有特权。本案两名被告人彭宇华、李明哲以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成立非法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的计划、方法、步骤,组织成员插手、炒作近年来国内发生的热点事件,攻击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制度,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行为均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人民法院依法对其进行惩处,完全符合我国刑法所确定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判决的法律和法理依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此次入选的十个民事行政案件,均为2017年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和标志性意义的案件。分别为:王老吉与加多宝包装装潢纠纷案、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案、女博士诉北大撤销学位案、腾格里沙漠系列公益诉讼案、福昌电子破产重整案、国内首起网购平台打假案、腾讯诉“今日头条”侵权案、生父母向养父母索要孩子案、首例“毒跑道”公益诉讼案、江苏省政府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案。

这些案件展示了过去一年中,人民法院在强化产权保护、维护生态环境、保障社会诚信、加强破产审判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诸多领域所付出的努力,也反映了人民法院在定分止争、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支持促进依法行政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与积极探索。

01.王老吉与加多宝包装装潢纠纷案

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同日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均主张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权益,并诉指对方侵权。广东省高级法院一审认定该权益享有者为广药集团,判令加多宝停止侵权,赔偿广药集团经济损失1.5亿元及合理维权费用26万元。加多宝公司提起上诉。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认为,双方对该权益的形成发展和商誉积累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可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共同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的权益。

龙卫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点评: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充分考量和尊重了知识产权纠纷形成的历史原因、使用现状、消费者的认知等多种因素,本着诚实信用并尊重客观现实的原则,很好地区分和确认了商标和包装装潢,即涉案的知名商品为“红罐王老吉凉茶”,在红罐王老吉凉茶产品的罐体上包括黄色王老吉文字、红色底色等色彩、图案及其排列组合等组成部分在内的整体内容,是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装潢,进而对注册商标被许可人的创新付出给予一定的认可与支持,体现了“创新、协同、开放、共享”的社会发展理念,有利于推动注册商标许可使用制度长久发展,有利于平衡知名商标商业运作过程中商标许可人和被许可人的合法利益,最终促进商标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最高法的该终审判决必将对未来的知识产权争议的解决提供很好的先例和指引,但为了更好地保障和激励创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注册商标许可使用制度,建议最高法未来可考虑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指引文件,对于在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过程中,同一商品上同时自主使用的商业标志权益(例如本案所产生外溢于商标权之外的商誉特征的特有包装装潢),双方有明确约定的,从其约定;双方无明确约定的,归注册商标被许可人。

02.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案

2017年5月1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某等14名原告诉被告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鲜某等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作出宣判,一审支持原告全部诉请。

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点评:我国新时代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是广大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合理投资回报需要和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长期重于投资功能。中小投资者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普遍面临着“为追回一只鸡,须杀掉一头牛”的维权窘境。违法者失信收益高于失信成本,守法者守信成本高于守信收益。

本案是全国首例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支持投资者向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提起证券赔偿诉讼并出庭的民事赔偿案件。该院判令鲜某赔偿原告投资者的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及印花税损失及利息损失,并判令匹凸匹公司及恽某对鲜某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弘扬了股权文化与诚信文化,明之以法,晓之以理,喻之以义,堪称辨法析理、胜败皆明的标杆案例。

该案例是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司法经验。建议各级法院对法定公益机构依法支持的各类证券民事案件开门立案、凡诉必理,做到快立案、快审理、快判决与快执行。诉讼支持机构要创新行权模式,提升履职公信,协助法院梳理法律关系与查明案情,积极发挥“法庭之友”的协同共治作用。只有确保维权收益高于维权成本,才能康复投资信心,持续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把资本市场办成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国民财富中心。

03.女博士诉北大撤销学位案

因学术论文涉嫌抄袭,博士学位被撤销,女博士于某将北京大学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撤销《关于撤销于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并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北京海淀法院审理认为,《决定》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应予撤销。

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点评:这是一起因涉嫌抄袭而被撤销博士学位的行政诉讼案件。是否为抄袭、什么样的抄袭可以撤销学位,这些都涉及实体法问题,它既属于大学权限的问题,同时也是法院可以审查的内容。但在本案中,法院重点针对撤销学位的程序法问题展开审查,最终判决撤销了北京大学撤销于某博士学位的决定。

法院作出撤销判决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作出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法院认为,作为最基本的公正程序规则,只要成文法没有排除或另有特殊情形,行政机关都要遵守。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学位撤销权时,应当遵守这一原则。在该案中,北京大学没有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导致于某难以进行充分的陈述与申辩,因而,北京大学的约谈不足以认定其已经履行了正当程序。第二,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唯有指向具体的法律条款,相对人才能确定行政机关的确切意思表示,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必要的权利救济。而在本案中,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虽载明了相关法律规范的名称,但未能明确其所适用的具体条款,存在一定的瑕疵。

本案判决维护了于某的程序性权利,也监督了大学依法行使职权,在涉及学位撤销等问题上,有助于严格遵循正当程序,提高依法治校能力。

04.腾格里沙漠系列公益诉讼案

2016年2月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法院受理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分别诉中卫市美利源水务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土壤污染损害赔偿公益诉讼系列案件。2017年8月28日,中卫市中院一审调解结案,8家被诉企业承担近5.69亿元用于修复和预防土壤污染,并承担环境损失公益金600万元。

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点评:腾格里沙漠系列公益诉讼案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但经过两年的诉讼过程,终于在2017年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该案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小觑。

首先,该案的诉讼过程反映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艰难曲折。这一艰难的过程,反映了环保社会组织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的艰难处境。如果没有担当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正的环境司法,民间的环境公益诉讼将很难顺利进行。其次,该案被告的承担责任是对其他污染企业的明确警示。该案不仅会使这8家企业接受教训,避免今后的环境违法行为,而且也必然会警示其他各地的污染企业,不可再依仗地方保护,肆意污染和破坏环境。否则,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无利害关系的环保社会组织告上法庭。最后,该案的解决方式有利于诉讼结果的执行,也具有可复制性。该案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这需要承办案件的法院进行大量艰难细致的工作,非一纸判决所能比拟。环境公益诉讼判决结果的执行一直是一大难题,通过调解方式结案,对调解达成的协议,通常能够使被告自觉履行,避免了强制执行的困难。这对于许多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来说,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

05.福昌电子破产重整案

深圳市福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突然停产,引发500余个供应商和3700多名员工激烈维权。债权人向广东深圳中院申请重整。深圳中院在受理重整申请之前,采用预重整方式审理,根据最高法院和深圳中院规定,指定一级管理人进场辅助企业推进重整。通过预重整,员工得到妥善安置,企业恢复生产的障碍逐一消除,充分实现了各方主体利益的平衡。2017年4月18日,深圳中院裁定批准福昌公司重整计划。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点评:该案是预重整制度在国内进行的一次颇具中国特色探索的样本。它为如何在中国本土实践预重整这个外来制度,充分调动各方重整积极性,提高重整的成功几率,节约司法资源,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预重整最初是作为一种公司债务重组的工具被采用,而后则成为一种法院认可其重组协议效力的简易重整程序。预重整解决了庭外重组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掣肘问题,并使得重整计划获得了约束所有债权人的效力,从而增加了重整成功的可能性。该案的中国特色在于,预重整是由法院预先指定管理人,提前进入债务企业摸查沟通,而后通过“府院联动”机制进行。由预重整而进入重整,都具有鲜明的解决“中国问题”的特色。

该案还提出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是法院在预重整中的角色问题。对重整程序我国破产法做了清晰规定,而预重整程序则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受理法院在救治困境企业中究竟是发挥积极作用,还是守成作用?是能动司法,还是中立角色?其二是管理人的地位问题。预重整阶段提前指定管理人,该管理人是临时的,还是正式的?其权责利关系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尚需明确。该案是在大力推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功案例,如何借助其经验,建构中国式预重整制度,发挥破产法的救治功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06.国内首起网购平台打假案

姚某在淘宝网上销售掺假的猫粮,淘宝网依据双方签订的《淘宝服务协定》,向姚某索赔265万元。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判令姚某赔偿淘宝网损失人民币10万元及赔偿淘宝网合理支出人民币2万元。

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点评:该案判决立足淘宝网与电商姚某的服务合同关系,确认姚某售假的违约行为对淘宝网商誉造成了损害,并在斟酌经营时间、商品价格和利润等因素之后判令姚某赔偿淘宝网损失及支出,弘扬了互联网契约精神,释放了法院鼓励电商平台源头治理假货的司法信号,值得点赞。

消费合同当事人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但该契约关系离不开电商平台的支撑。平台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缔结与履行合同的特殊居间机构,是电商市场存续发展的必需中枢。平台搭建网络交易设施,制定交易规则,遴选交易平台,提取交易大数据,并直接受益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成果。平台作为市场开办者与自律监管者,有权也有义务基于平台与经营者及消费者之间的三角契约关系,主动站好岗,放好哨,把好关,从源头上杜绝假冒伪劣产品进入流通领域。

电商平台对售假电商直接提起违约损害赔偿之诉,有利于依法切割平台与失信经营者之间的利益链条与诚信株连,有利于有效改善平台自觉抵制假货、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商业形象,有利于尊重与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经营权,有利于倒逼电商慎独自律,优化诚实信用、多赢共享的电子商务市场生态环境。当然,“桥归桥,路归路”。平台基于服务合同对违约经营者的损害赔偿之诉,并不排斥和限制受害消费者基于买卖合同对失信经营者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07.腾讯诉“今日头条”侵权案

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将“今日头条”经营者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北京海淀法院宣判了这批287件系列案,认定构成侵权,判决被告赔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每案810元至1980元不等。

龙卫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点评:腾讯与“今日头条”的互诉很好地阐释了,在知识付费“内容为王”时代,更需要加强著作权保护。从案件争议的内容来看,腾讯方面起诉著作权保护的内容大部分是腾讯网员工生产的作品,部分是腾讯网具有独家版权的作品。而“今日头条”起诉天天快报的内容,都是其扶持的自媒体生产的内容。资讯、自媒体、短视频、微头条、问答等内容都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领域,争夺的主战场也从原来的PC互联网端转移到移动互联网APP端,该判决必将对内容分发广告市场带来重要影响。

微信公众号官网一直提倡“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日头条”在2015年提出要让“千名作者收入过万”,都显示出互联网公司对原创内容的尊重和保护。此次争议的主要是新闻资讯内容,一方面,因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的影响,互联网企业应当进一步完善版权合作机制,没有采编权的互联网企业需要加大与传统媒体(国家认可的新闻单位)合作取得转载权。另一方面,《人民日报》提出,算法不是王法,算法决定内容更不是王道,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为了改善移动互联网媒体陷入算法的怪圈,传统媒体也应与移动互联网新媒体展开更加有建设性的融合。唯有鼓励原创、保护创新,才能激发原创动力。

08.生父母向养父母索要孩子案

19年前,马某夫妇将出生两个月的女婴送崔某夫妇抚养,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亦未办理收养手续。女孩长大上高中后,马某夫妇却告上法庭,请求确认与其存在亲子关系,崔某夫妇收养关系不成立。江苏南通市两级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点评:生父母向养父母索要孩子案的判决,被人称作“有温度的判决”。这个判决的关键之点,在于不局限于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实际出发,确认事实收养发生亲属法律行为后果的法律效力。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收养法第六条关于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条件的规定和第十五条关于“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的规定,是在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指导下制定的法律规范,不仅收养条件苛刻,且不承认事实收养关系。这样的规定,没有考虑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用强硬的法律来规范社会生活。法官在法律适用中,当法律明文规定出现缺陷时,一是可以参考英国法的衡平法规则,二是可以参考大陆法诚信原则的弹性条款,作出变通性的裁判。我国民法总则和民法通则都规定了诚信原则,一方面要求民事法律关系参加者诚实守信不欺诈,另一方面就是给法官以诚信原则在必要时作出变通裁判。审理本案的法官在判决中体现了这样的精神。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亲情、尊重依据事实法律行为发生的亲属关系的有价值的判决,它不仅维护了事实发生的亲子关系,更给各级法院的法官提供了一个正确适用法律的方法,因而特别值得称道。

09.首例“毒跑道”公益诉讼案

刘诗昆万象新天幼儿园在园内铺设并使用的塑胶跑道散发刺激性气味,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刘诗昆幼儿园破坏大气和土壤环境,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为由,向北京四中院起诉。2017年2月24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根据协议,幼儿园拆除塑胶跑道并铺上草坪,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向原告捐助10万元。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点评:“毒跑道”公益诉讼案经过法官调解完满结案,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公益诉讼案件。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完全符合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体现了原告对社会公益的伸张。案件调解后,还影响到了其他相关单位,也都拆除了类似设施。可见此案的处理结果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对这件公益诉讼案件的处理结果予以肯定之外,还有两个建议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思考:第一,被告幼儿园向中华救助基金捐助10万元,与本案基于公益诉请的对污染的土壤和大气环境采取修复或替代性修复措施,不知是否有直接关系,建议中华救助基金收到这些捐助之后,应当用于改善被告幼儿园的大气和土壤环境,避免幼儿园孩子继续受到可能的损害,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第二,建议中华救助基金收到这些捐助之后,也要考虑对幼儿园孩子们的损失给予适当的补偿。公益组织用这样的方法处理捐助的善款,就更有意义了,这个判决的价值也就更大。

10.江苏省政府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案

明知对方无废硫酸处置资质,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兼总经理助理王军、废水公用工程主管黄进军仍多次将公司的废硫酸交给其处置。江苏省环保联合会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德司达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2428.29万元。后江苏省人民政府经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南京中院一审判决支持了两原告的诉请。

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点评:该案与其他环境公益诉讼明显的一个不同就是,人民政府作为原告申请参加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而且得到了法院的支持。这可以说是环境公益诉讼在诉讼主体方面的一个新尝试。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部署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经国务院批准,授权吉林、山东、江苏、湖南、重庆、贵州、云南7个省(市)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但是并没有明确人民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否为公益诉讼。南京中院在受理此案后,又接受江苏省人民政府的申请,把其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共同原告,在事实上是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一种探索,可以说是开辟了一种环保社会组织与人民政府合作进行环境公益诉讼的新模式。从改革和创新的角度看,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还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情况下,应当给予鼓励。